三藩削亦反，不削亦反，康熙没的选择，这只是时间问题。早削晚削都要削，乘着三藩势力还未坐大，早削当然是最为明智的选择，我觉得康熙做的并没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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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藩尾大不掉

三藩分别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、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、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。三藩当中，除了靖南王耿精忠（他的祖父耿仲明由明降清），平西王吴三桂和平南王尚可喜都在清朝入关前便降清。清军进入山海关后，由于自身八旗兵力不足和南方汉族势力雄厚，便利用投降的汉军和汉军将领，作为攻击李自成大顺军、张献忠大西军和南明的先锋。因此，在早期清廷对这些汉族藩王采取的都是授以高官厚禄、委以军政大权的笼络政策。

待清朝平定天下，统一全国，三藩已然成了尾大不掉之势，清朝当初的对三藩裂土为王，许以官员任命、财税自理的特权，成了后来三藩堂而皇之割据一方的根源。三藩权力的膨胀和清廷的一再忍让，成了清王朝内部稳定的极大不安定因素。

三藩反叛之前，已经成了气候，这主要还是因为清王朝最初对三藩的很多政策都是以笼络为主。三藩所镇守的省份皆是东南富庶之地，尚可喜镇守的广东、耿精忠镇守的福建早在明朝便因海外贸易兴盛而著称，加之闽粤二省与割据台湾的明郑政权隔海相望，遥相呼应，康熙虽然忌惮吴三桂，但对平南、靖南二王也是不无担忧，三藩之乱，台湾的延平王郑经也有直接参与其中。

三藩之中，野心最大，势力最强的当属平西王吴三桂，在发动叛乱前，吴三桂已经直接镇守云南，兼领贵州军政事务，势力范围已经扩大到滇黔和川桂局部。三藩拥有自己的军队，独立的财政以及地方的实际统治权，可以随意任免地方官员。吴三桂以明山海关总兵出身，不少随他一起降清的部下都得到了重用，在他的要求下，清廷擢升其部将王辅臣为陕西提督，李本深为贵州提督，吴之茂为四川总兵，马宝、王屏藩、王绪等十人为云南总兵。至此，三藩势力几及全国之半，有了跟朝廷分庭抗礼的资本。

削藩宜早不宜迟

三藩拥兵自重，势力几及全国一半，已成了清朝维持全国统一，稳定天下统治的最大隐患，三藩不除，则康熙夜不能寐，寝食难安。然而康熙彼时刚刚除掉专权的鳌拜不久，朝廷当时多以为对三藩要以笼络安抚为主，三藩反迹，若轻易削藩，可能会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。清朝当时刚刚入主中原没多久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依然很深，对三藩的军事行动还需谨慎。

但康熙并不这么认为，自他亲政数年以来，深知朝廷中外之利害和前代藩镇之得失，如汉初异姓王之乱、唐末藩镇之乱，都差点给王朝带来灭顶之灾。康熙清醒地意识到三藩终有一天会成为清朝心腹大患，曾说：“朕听政以来，以三藩及河运、漕运为三大事，夙夜厪念，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。”可见，康熙自亲政起，便已深知三藩之患恐对清朝的统治带来很大的隐患，将解决三藩问题作为与河运、漕运同等重要的国事来看，说明了康熙对三藩问题的重视。

三藩问题，最大的根源莫过于吴三桂，吴三桂虽然以明朝降将事清，但他本人野心很大，想效仿明初朱元璋养子沐英世代镇守云南，成为不受清廷直接控制的“国中之国”，但吴三桂毕竟不是沐英，清朝也不是明朝。吴三桂遇上了清朝最英明神武的皇帝康熙，就注定了他的算盘终究会落空。

康熙削藩并非一步到位，而是步步为营，迫使吴三桂自反，将舆论导向有利于清朝的一面

既然下定决心削藩，如何削藩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，英明神武的康熙也做了周密的安排。

1673年，先是已年老体弱的平南王尚可喜奏报朝廷请求回到辽东老家养老，由儿子尚之信继续镇守广东，康熙准其所请，并召集大臣商议，觉得这是削藩的好时机。于是撤销尚可喜藩爵，心自不安的靖南王耿精忠也请求撤藩，朝廷批准。

这样三藩之中的平南、靖南两王俱已撤藩，剩下的平西王吴三桂就显得非常尴尬了。同年吴三桂亦疏请撤兵，以探朝廷意旨。结果康熙毫不犹豫的准其所请，吴三桂及所部五十三佐领官兵家口应俱迁移。但是此举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遭到了部分大臣的反对，如大学士索额图、图海等多以三藩不可迁移。正当众臣为是否削藩意见不一吵吵嚷嚷之时，康熙力排众议，认为三藩久握重兵，势成尾大，非国家之利，同时，吴三桂之子额驸吴应熊、耿精忠诸弟都宿卫北京，谅吴三桂、耿精忠轻易不敢发动叛乱，下旨撤三藩，俱还山海关外。

康熙明知吴三桂、耿精忠俱请削藩并非出于本意，希冀朝廷能慰留，如明沐英守云南事，世代相传，做清朝的“国中之国”。康熙考虑到三藩已经坐大，与其坐视他们增强势力，成为足以对抗清朝的一股力量，莫如当机立断，在三藩还未成为大气候的时候，提前准备。三藩若真反，则可将舆论导向有利于清朝的一面，三藩反，是反叛，借由明清之际形成的民族矛盾来使天下呼应，其实不过是自我安慰，毕竟清朝当时已经入关二十多年，统治已趋稳定，康熙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，因此才有决心彻底解决三藩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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